早期調查（1920s-1950s）
無名的石頭
heading.anchorLabel1926年前後，英籍醫生韓義理（Charles Montague Heanley，又稱C. M. Heanley，另譯軒尼）在香港屯門青山調查礦石時發現了一塊「形狀奇特」的石塊。
韓氏一開始沒多在意，只想著收集一些礦石標本。後來他把「石塊」拿到手裡掂量，意外地感覺表面光滑，邊緣切割齊整，還有兩個「肩」。後來他知道這並非普通的礦石，而是一種名為「石錛」（注：原文的Celt多譯作石鑿，公佈的照片顯示為典型的石錛，因此下文統一稱石錛。）的人工打磨的工具，常見於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代。 韓義理任職於香港疫苗與細菌部門，同時是一位業餘地質學家，他的足跡遍佈香港各處。
1923年前後，韓義理在吐露港北岸進行地質調查時，在出露的沉積岩中發現一種菊石（無脊椎動物）化石。韓義理很快便把化石交給北京大學古生物學家葛利普（A. W. Grabau）鑒定。葛利普將新發現的菊石化石鑒定為下白堊統的種屬：Hoplites (Blanfordia) wallichi (Gray) var. Hongkongensis Grabaw nov.。
後來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調查隊於1923至1924年間調查香港的地質情況，隊伍成員加拿大地質學家威廉姆斯（M. Y. Williams）在韓義理的指引下重新發掘原始含菊石類的地點。這次的菊石化石交由英國地質學家巴克曼（S. S. Buckman）處理。
巴克曼觀察新發掘的材料後，發現其與Hoplites wallichi有很大區別，新發現的菊石化石應是下侏羅統，並命名新屬名為Hongkongites。葛利普收到巴克曼的報告後，接受了他的重新鑒定，最終命名為Hongkongites hongkongensis Grabau（香港菊石）。至於命名新屬的榮譽到底歸葛利普抑或是巴克曼，便是另一個故事了。
1924年，韓義理又在《中國地質學會志》（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）發表文章“Notes on Some Fossiliferous Rocks near Hong Kong”，提出「九層岩層序列說」以及繪制一張地質地圖，為日後香港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發展奠定了基礎。
從上述的香港菊石化石事例可見，韓義理能敏銳地發現史前石錛和一般礦石有所不同，這並非單憑運氣。由於韓義理經常到野外調查各類礦石，對自然侵蝕的礦石形態有比較深刻的認識，因此當採集到一塊「表面光滑」「邊緣齊整」「有肩」的石塊時，他便意識到這種石塊與自然侵蝕無關，只能是人工磨制的產物——石錛。
韓義理的發現曾一度引起質疑，有人揶揄說「你們考古學家真有想象力」，也有人認為只是一塊普通的水磨石。這些質疑不禁讓韓義理想到：在過去由於他人不在意的態度，導致許多古代遺物被忽略。威廉姆斯（上文提到的加拿大地質學家）則提出「可能是用於製作獨木舟的木削刀具」的觀點。
韓義理認為忽略或無視古代遺物的情況可解釋美國漢學家勞費爾（Berthold Laufer）關於「中國古代石器稀缺」的觀點。古代石器稀缺只是假象，真實情況是田野工作者沒能辨認出來。
首次發現石錛後，韓義理於1926至1928年間陸續在香港各處發現不同形態的石錛，一種是有肩石錛，另一種是無肩石錛。他總結出尋找石錛的方法，即選擇因雨水侵蝕而失去植被的花崗岩山丘的山頂和山脊，且在距離海岸線約550米的範圍內；不要只尋找石錛，而是尋找陶片和水磨的石頭。
1928年，韓義理在《中國地質學會志》發表題為“Hong Kong Celts”的文章，介紹他在香港沿岸地區發現的石錛、陶片等各類古物。文末附有一張香港石錛分佈圖（Map of Hong Kong Showing Celts）。
該圖是香港考古學史上首張遺物分佈地圖，使用了字母C標記石錛的位置。儘管這是一張示意圖，圖上缺乏細節和參照物，不足以清晰還原採集點的具體位置，但可籠統地看出石錛主要分佈在三個區域：
- 南部沿岸大片範圍內（今荃灣—油尖旺—觀塘附近）；
- 長洲島北部沿岸；
- 大嶼山（赤𫚭角）西北部沿岸。
不過這些石錛的分佈點受韓義理的活動範圍限制，日後的調查和發掘證明香港遍佈新石器時代遺址和遺物，真實的分佈範圍遠超韓義理的想象。